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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從立即的原因看，政客當然無疑是所有理想主義的殺手；然而諷刺的是，他們同時是理想主義想要說服的主要對象，所以他們懂得利用理想主義替自己擦脂抹粉。理想主義者找上政客，形同與浮士德簽約，就像學運如果找上政客，最後一定是遭到政治化，成為黨派鬥爭工具。政客利用理想主義為掩護，從事與理想主義完全相反的言行，替自己謀取更大好處，造成理想主義者淪為政客幫凶的下場。

　翻開台灣的理想主義史，首先看到不反攻的反攻大陸，神聖使命塑造台灣成為復興基地，但實際製造了萬年國代等既得利益。俟反攻無望，國民黨轉而堅守自由民主陣營，藉由人民公社與文革的對比，竟仍可取信。只是在今人眼中，當時國民黨其實是箝制自由民主的罪魁禍首。不過如今，國、民兩黨同樣鼓譟自由人權不絕於耳，人們則又甘之如飴，不及反省因此是肥了哪些政客？犧牲了那些自由人權？

　如果以為這是理想主義與政客的搏鬥，恐怕太單純。台灣真正遭逢的，是同樣一群人既有理想，又受權勢好處所蠱惑，可說是「機會主義的理想主義」，在沒權力時，用理想主義思考，在有好處時，就當政客。所以，國民黨曾經真想要光復大陸，真願意堅守自由民主，而民進黨也真信仰台獨，真關心自由人權。但是，他們也都隨時真的會變成濫權自為的機會主義。

　對理想主義掣肘最大的，就是理想主義者自己的妥協性。知識界偏偏就有人自詡進步勢力，但他們的進步理想都缺乏思想性、本土性，因此不能堅持，做夢也想不到自己有朝一日會謀殺理想主義，甚且會殘忍的從事迫害剝削。其結果，自由人權可以是鬥爭政敵的祭旗，環保主義可以是掩護毒物的場域，台灣獨立可以是蒐集選票的野台。

　台灣的理想主義是悲情的劇本，是想像自己遭外來統治者壓制的不平之鳴。理想主義者所欠缺的，因而是權力，乃利用理想主義汲取生命動力。換言之，理想與政客不是彼此搏鬥，而是一體兩面的自我搏鬥。故一旦嘗到權力滋味，往往發現權力比理想更能彌補人格中的匱乏。這就敲定理想主義在台灣的終極命運。（作者為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）